早在16年之前，第八个“五年计划”中就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发行”，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企业债券集体兑付违约使得监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确保企业债“零风险”的管理规范，使得企业债券成为了事实上的准国债。从那时至今，监管机构对于企业债券市场的层层束缚却并未出现多大改善，虽然有很多特案特批的案例，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上都出现了一些创新，投资人也更多的集中于机构投资者，但总的说来企业债券发行市场的准入门槛迄今仍然高企。
过高的发行门槛带来了诸多问题。严格管制使得企业债券市场狭小，一方面企业的融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投资者也受制于狭小的市场，既不容易购买到较高利率的企业债产品，一旦购买到产品又受制于企业债券市场流动性的不足，面临变现风险。虽然国务院从99年开始就组织修改《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但只听楼梯响，佳人迟不来。发行管制的长期存在似乎不能仅仅用发改委的部门利益来解释。随着机构投资者的逐步壮大，这一事实也不能简单的用市场条件不具备、投资者需要再教育等来解释。一个直观的问题是：一旦管制放开，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兑付危机是否又会重新出现？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可能发行债券融资并有义务偿还的主体——企业。
有一种说法是之所以股票市场蓬勃发展而债券市场萎靡不振，主要原因在于发行股票不用还本付息，而发债是要还本付息的，企业根本就没打算回馈给投资者，因而普遍认为发行股票的成本低于发行债券的成本。在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企业之后，就会发现企业的预算约束并未硬化，随意更改预算，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事例屡见不鲜，也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惩处。破产法并未很好的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破产清算所需的企业资产登记、评估、保全等都缺乏社会基础，国有企业破产不走社会程序，而是由国务院另行部署。社会保障体系也并未很好的建立，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可以以社会安定为大旗，挟“下岗工人”以令政府，使得企业大而不倒，欠债越多越破产不起。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政府必须在承担巨额的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开支和为企业债券还本付息之间做出选择。很多时候，除了为这个企业提供新的融资之外，政府几乎别无它法。据国资委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484户，核销金融机构债权2370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667万人 。
那么，再回到企业债券交易市场，得不到偿付的债券投资者又会如何行为？大盘4500点之际，有投资者爬上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威胁说要跳楼，因为自己的大部分资金被套。每当股市下跌，要求政府救市的声音甚嚣尘上。对于本来就该投资者自负盈亏的股票尚且如此，若是投资者购买债券被套，可想而知政府即将面临多大的政治压力。因而，政府也必须为即将破产的企业提供再融资，以解决投资者带来的政治压力问题。
企业债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机制的实现依赖于让优质企业获得资金支持，而让劣质企业在出现偿付问题时遭遇破产清算的惩罚，“一奖一罚”缺一不可。但事实上，一旦事情发展到发债公司无力偿付的地步，由于破产带来的巨额安置费用、投资者的政治压力，通过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要求促使企业破产根本不可行，政府的最优决策只能是严格把好审批关，力争只让好的项目和有实力的企业发债，要求所有企业债券提供全额担保也就成了应有之义。

但是，这里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既然发展基本上是为项目融资，资金最后能否得到偿还取决于项目的收益，那么政府是否有能力区分好的项目和坏的项目？在企业发债之初，政府是否有能力甄别好坏项目的确值得商榷。但假定企业获得了融资，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如果项目收益良好，自然皆大欢喜。但如果项目被证明是失败的，仍然会面临是进一步提供融资还是立即让企业进行破产清算的问题。如果在最初就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坏项目，自然不应该提供融资。但是一旦初始投资投入，即使项目很差，继续进行投资可能收回的资金仍然会远远大于让企业立即破产清算所能收回的资金量，这就是所谓的项目的“时序不一致”问题。因而，对于政府来讲，如果不能从最初就很好的甄别项目的好坏，那么发行的债券越多，最终政府需要承担的损失也越多，因而实行总量的额度控制也就成了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只有社会保障系统很好的建立，使得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利益联系逐步消失；只有破产法能够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发债企业，社会能够很好的提供破产所必须的各项基础设施；只有进一步的扩大机构投资者的力量，真正让散户投资者做好自负盈亏的准备；所有这些条件齐聚之后，企业债市场林林总总的管制约束才能够真正取消，监管机构也才能真正给企业债市场松绑。倘不如此，所谓扩大企业债市场的口号最终带来的也只能是又一轮的兑付危机和政府埋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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